浮世画家(石黑一雄作品)
作者:[英]石黑一雄 著，马爱农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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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画家》是石黑一雄早期名作，曾获惠特布莱德文学奖。本版首次收录了石黑一雄为本书出版30周年特别撰写的序言，作者回忆创作历程，对这部*日本气息的作品进行了精细解读。双语版将会让读者同时领略到诺奖得主精妙优美的原文和精确传达的译文，
双语版石黑一雄作品的封面，风格上更清晰，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口味，与单语版封面风格有传承，更有跃升。
笔法精湛，充满悬念，对人心的把握尤为精准，波澜不惊的表象下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
内容简介
《浮世画家》曾获“惠特布莱德文学奖”，是石黒一雄早期的一部名作，也是*日本气息的一部作品。描写的是战后日本百废待兴，画家小野看似闲云野鹤的晚年生活却潜伏着一股心灵暗流。为了给小女出嫁营造良好的社会关系，他重拾记忆，故友往事如浮世绘般一一串联，展现了一个不见硝烟的战场。
双语版《浮世画家》首次收录了石黑一雄为本书出版30周年特别撰写的序言，回忆创作历程，精细解读。附上作品原文，可以令读者同时欣赏到石黑一雄精妙优美的英文原文，得到双重美的享受。
作者简介
石黑一雄，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的作品并不多，但几乎每部作品都获得重要的文学奖项：《远山淡影》获温尼弗雷德·霍尔比纪念奖，《浮世画家》获惠特布莱德年度最佳小说奖，《长日将尽》获布克奖，《无可慰藉》获切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浮世画家》《我辈孤雏》和《莫失莫忘》均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1995年英女王授予石黑一雄文学领域的大英帝国勋章，1998年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17年因“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的虚幻联系之下的深渊”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前 言
我是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在伦敦谢菲德公园的一处地下室公寓里开始写《浮世画家》的。那年我二十六岁。我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即将付印，但当时我并没有明确的理由相信自己会成为一名专职作家。
那年夏天，我和洛娜回到伦敦（此前我们一直住在加的夫），在大城市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没有住所。几年之前，我们俩都是一个松散的关系网的成员，这个关系网里的人年轻、左倾、另类，住在拉德布罗克丛林和哈默史密斯附近的临时住房里，从事慈善工作或组织各种活动。那年夏天，我们就这样来到这座城市，无忧无虑，相信在自己找到合适的房子之前，肯定能跟别人暂时合住，现在想来那种自信真是挺奇怪的。还好，并没有什么事情来挑战我们的自信，我们很快就在喧闹繁华的金贩道附近找到了一小间出租的地下室。
公寓旁边是当时尚属尖端科技的维京唱片公司的录音棚，我们经常看见毛发浓密的大汉，搬着器材在那座没有窗户、墙壁五颜六色的楼房里进进出出。但是楼房的隔音效果堪称典范，当我背对小小的后花园，坐在我们的小餐桌旁时，我感到这种写作环境再理想不过了。
洛娜通勤的时间比我长得多。她在刘易舍姆找到一份地方政府的社会服务工作，在城市的另一边上班。我的工作地点就在一箭之遥——我成了伦敦西区古利奈人组织的“移民工作者”，这是一个深受好评的组织，致力于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俩制定了一个协议：每天早晨同时起床，洛娜出门的时候，我准时坐在桌旁，准备完成每天九十分钟的清晨写作，然后再去上班。
许多从事着挑战性工作的作家，都创作出了超凡的杰作。然而我总是无法一心二用，这说来可悲，甚至有点病态，那几个星期，我坐在餐桌旁试图写作，阳光一点点地洒进地下室，那是我对于“业余”写作所做的唯一尝试。这种尝试不能说完全成功。我发现自己盯着空白的稿纸，拼命克制着想去睡个回笼觉的冲动。（白天的工作很快变得紧张起来，经常不得不加班到深夜。）洛娜坚持让我吃一顿古怪的早餐开始新的一天，早餐由可怕的粗纤维构成，再撒上酵母和麦芽粉——这种绝密配方，吃得我有时在椅子里直不起腰来，但她的做法于事无补。尽管如此，在那些早晨的写作中，《浮世画家》的核心——故事框架和中心前提——在我脑海里差不多完全成型了。我把它写成一个十五页的短篇小说（后由格兰塔出版社出版，书名是《战后之夏》）。我写这个短篇的时候，心里就清楚地知道，我需要一个庞大和复杂得多的结构，来把我已经在想象中看见并受其诱惑的想法，融入到小说之中。后来因为工作所迫，我的清晨写作计划彻底中断了。
直到一九八二年的冬天，我才认真地重拾《浮世画家》的创作。那时《远山淡影》已经出版，它作为第一部小说，自然引起了各种争议。这本书被美国和好几个外语国家引进出版，并使我登上了次年春天揭晓的格兰塔出版社“20位最优秀的英国年轻小说家”榜单。我的写作事业似乎仍然不太稳定，但现在我有理由放开手脚了，于是我辞掉了古利奈人组织的工作，成了一名专职作家。
我们搬到了伦敦的东南部，住在一座高高的维多利亚风格房屋的顶层，那里位于上西德汉姆地区，环境幽静。我们的厨房没有水池，因此不得不把脏盘子都堆在一个旧的活动茶几上，推到卫生间里去。不过，这里离洛娜上班的地方很近，我们不必把闹钟设得那么早了。可怕的配方早餐也停止了。这座房子的主人是迈克尔和丽诺尔•马歇尔，他们六十出头，是一对可爱的老夫妇，住在楼下。很快我们就养成一个习惯：在上了一天班之后聚集在他们的厨房（那里有水池），跟他们一起喝茶，吃美味的花式蛋糕，轻松地闲聊，我们经常聊的有趣话题是图书、政治、板球、广告业，以及英国人的怪癖。（几年之后，丽诺尔不幸猝死，我把《长日留痕》这本书献给了她。）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即将推出的四频道给我的工作机会，说起来，正是我作为一名电视剧编剧的经历（我最终有两部单集电视剧在那个频道播出）对我《浮世画家》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也可以说是逆向的影响。
我发现自己近乎痴迷地拿我的剧本——特别是对话加舞台提示部分——跟我已经出版的小说中的章节做对比，并且问我自己，“我的小说跟我的剧本有很大不同吗？”厚厚的一部《远山淡影》，在我看来跟一个剧本那么类似——对话，接着是“舞台提示”，接着又是对话。我开始感到沮丧。如果一部小说所提供的体验，跟观众打开电视所获得的没有什么差别，那为什么还要写小说呢？小说作为一种形式，如果不能提供某种独一无二的、其他形式无法替代的东西，那么它在电影和电视的巨大冲击下还有什么生存希望呢？（我必须指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代小说的境遇似乎比今天不景气得多。）我在谢菲德公园奋力写作的那些早晨，对自己想写的故事有着清晰的想法。但是如今在西德汉姆，我却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实验期，尝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讲述那个故事。我打定主意，我的新小说绝不是一个“散文体的剧本”。那么它会是什么呢？
就在那个时候，我感染了一种病毒，几天卧床不起。最难受的阶段过去之后，我感觉不再需要接连昏睡几小时了，就找到我带到床上的那本书——它被裹在我的羽绒被里到处乱滚，是最近出版的基尔马丁-蒙克利夫翻译的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也许是因为当时身处病榻，使我更能体会这本书的意境（其实我并不是普鲁斯特的铁杆粉丝，当时不是，现在也不是：我认为他长篇累牍的大段描写实在是过于沉闷），但是我完全被“序曲”和“贡布雷”那些部分吸引住了。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让我深感激动的，除了这些段落的超凡之美，还有我当时脑海中产生（后来写在笔记上）的普鲁斯特的“移动方法”——也就是他从一个情节引入下一个情节的方法。事件和场景的顺序并没有遵循时间表的要求，也不是线性地展开情节。而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思绪联想，或者变幻莫测的记忆，把小说从一个章节带入另一个章节。有时，看到目前的事件由前一个事件触发，使人不由地产生疑问，“为什么？”究竟为了什么原因，这两个貌似毫不相关的瞬间，在叙述者的脑海里被放在了一起？于是，我找到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更加自由的方式来写我的小说，它可以在纸上制造丰富的意境，提供在屏幕上无法捕捉的内心活动。如果我能根据叙述者的思绪联想和流动记忆，从一个段落走向另一个段落，我就差不多能像一位抽象画家那样，自由地选择把形状和色彩安放在画布上。我可以把两天前的一个场景，直接放在二十年前的一个场景旁边，请读者思索两者之间的关系。通常，叙述者自己并不需要完全清楚某一特定的并置关系的深层原因。我看到了一种写作方式，它能恰到好处地提出多层次的自我欺骗和否认，足以蒙蔽任何人对其自身及过往的看法。对一位小说家来说，突破性的时刻经常就像这样，是一些不起眼的、私密的小事件。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那三天在西德汉姆感染病毒，卧床养病，反复研读普鲁斯特的那二十页文字，是我写作生涯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可以这么说，它远比荣获一项大奖，或者在电影首映式上走红地毯重要得多。我后来写的一切，都是由我在那三天里的顿悟所决定的。
我在此还应该谈一谈《浮世画家》里的日本元素。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我所有小说里最日本的一部，故事场景完全在日本，人物也都是日本人。小说的语言——第一人称叙述和对话——被理解为是日语，虽然小说是以英语呈现的。换句话说，你应该把这本书想象成某种翻译作品：在一句句英语文字的背后是日语。这个策略对我写在纸上的每一句话都有影响。我希望语言能够流畅自然，却又不能变得过于口语化——过于“英语”。我经常发现我在逐字逐句地翻译日语的句式和客套话。但大多数时候是在寻找一种典雅但略不自然的表达方式，以暗示自始至终英语后面所流淌着的日语的韵律节奏和繁文缛节。
最后，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关于创作这部小说的更大的社会背景。《浮世画家》写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之间，那些年英国正在经历关键的、痛苦的、经常难以驾驭的转型期。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政府终结了战后的政治共识——关于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重要资产和行业均为公有和私有）的愿望。当时有一个公开而强硬的计划，要将英国从一个以制造业和重工业为基础、拥有大量有组织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拥有分散、灵活、非工会化的劳动力资源。在那个时代，出现了矿工罢工、沃平争端、核裁军运动游行、福克纳群岛战争、爱尔兰共和军恐怖主义，还出现了一种名为“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将大幅削减公共服务作为治疗病态经济的唯一良方。我还记得，我与一位交情最深、关系最亲密的朋友共进晚餐，因为两人对矿工罢工持有相反意见，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部小说以二战前后的日本为背景，但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我当时身处的英国而创作的：各行各业的人们都面临选择政治立场的压力；狂热的、往往是年轻的那些派系的刻板和笃定，渐渐变为自以为是和恶意的咄咄逼人；在政治变革时期“艺术家角色”的苦闷困惑。对我个人来说，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想要超越受时代局限的教条主义狂热实在太难了；我还有一种恐惧，生怕时代和历史会证明一个人所支持的是一项错误、可耻，甚至邪恶的事业，尽管他怀有良好的心愿，却为此白白浪费了自己最宝贵的时光和才华。
石黑一雄
2016年1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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