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小说课
作者:吴组缃 著 傅承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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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吴组缃先生是著名小说家和古代小说研究专家。1952年起，他在北大中文系先后主讲宋元明清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聊斋志异》《红楼梦》专题课等，并编有讲义。傅承洲先生重新整理了这些讲义，将其中从未发表过的《聊斋志异》专题讲义，及一篇吴先生已整理成文但未发表的《金瓶梅》论文，合为一集，以飨读者，并作为对吴先生的纪念。书中还附有吴组缃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及《儒林外史》等的论文六篇。
作者简介
吴组缃(1908.4.5-1994.1.11)，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小说代表作品有《一千八百担》《鸭嘴涝》《天下太平》《樊家铺》等。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并历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研究著作有《说稗集》《宋元文学史稿》等。
前 言
吴组缃的古代小说研究
——以遗作、讲义为中心（代序）
傅承洲
一
吴组缃不仅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著名的古代小说研究专家。他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名著的研究方面都发表过重要论文，尤其是《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等几篇论文，堪称学术经典，这些论文大多收进他的论文集《说稗集》和《中国小说研究论集》中。在《说稗集》出版不久，马振方便发表了《说〈说稗集〉》，首次对吴组缃的古代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成就作了评述，认为吴组缃从事古典小说研究有两个特别的条件：“一是很早就开始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二是擅长小说创作。两者对他的古典小说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构成《说稗集》的鲜明特色。”《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1994年，吴组缃去世，周先慎撰写了《吴组缃先生的古典小说研究》，对吴组缃的古代小说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吴组缃“以一个小说作家特有的眼光、素养和经验，尤其以他对人生热忱而执着的态度，对人和社会生活的切身的体察与认识，深广的人生阅历，以及对艺术敏锐的感受力，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上形成了鲜明独特的风格”《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200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纪念吴组缃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交了一批探讨吴组缃古代小说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比以前的研究又有细化和深化，程毅中的《论述吴组缃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学术思想》以吴组缃的论文《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为基础，结合其他论文，对吴组缃的中国小说史思想作了归纳与展开。周先慎的《重温吴组缃先生论〈三国演义〉》和石昌渝的《吴组缃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分别就吴组缃研究《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主要观点作了评述。刘勇强的《吴组缃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观照范围涵盖了吴组缃的现代文学研究、古代小说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由此归纳出吴组缃文学研究的个性。上述论文均收入《嫩黄之忆——吴组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上述研究，对吴组缃的古代小说研究的成就与风格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但这些论文基本上是以吴组缃生前发表的论文为立论依据的，事实上，吴组缃对古代小说的研究并不限于已发表的十几篇论文，他的学生马振方在《说〈说稗集〉》中指出：“吴先生在课堂上讲授过的对我国古典小说的许多精辟见解和心得体会还没有写进这个集子，将在新著中和读者见面。”《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吴组缃年事已高，这些“精辟见解”还没有写出来就与世长辞，除了当年听课的学生外，他人对这些研究并不知晓。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吴组缃便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课程，先后主讲过宋元文学史、明清文学史的基础课和中国小说史、《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专题课，并编写了讲义。这些讲义，只有宋元文学史，由沈天佑整理、增补，于198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明清文学史本来也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因讲义大多遗失，未能整理出来。2011年，我在整理沈天佑师的文稿时，发现了一批吴组缃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讲义，这批讲义分别用活页纸和笔记本（只有一种笔记本装订完好，其他均为散页）撰写，部分讲义章节注明了撰写时间，还有一些讲义编了序号。根据讲义的用纸、编写时间和序号，大体上可以辨认有以下几种：1.1955年秋季讲授《红楼梦》专题课的讲义。
2.1957年秋季讲授《聊斋志异》专题课的讲义。
3.1960年秋季讲授明清文学史的部分讲义，存《明代文学概说》《〈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与艺术》和《儒林外史》三章。
4.1961年春季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及1962年春季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补充讲义。这两种讲义写在一个笔记本上，1962年补写了《〈水浒传〉的人物描写》、《〈三国演义〉的艺术描写》《〈聊斋志异〉选讲》三节。
5.1961年秋季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存《明代拟话本》《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章。
6.另有三张活页纸的《西游记》的讲义，没有注明课程名称和备课时间。这些讲义，只有《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专题课的讲义比较完整，其他课程的讲义多有遗失，比如明清文学史肯定要讲戏曲与诗文，现存讲义中未见相关内容。根据个人的授课经验，一门课，第一次讲，肯定要写详尽的讲义，以后再讲，可以用以前的讲义，只需作一些修改和补充，不一定重写。吴组缃的讲义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1961年春季的中国小说史讲义，就没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内容，《聊斋志异》也比较简略，因为在此之前，他讲过《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的专题课和明清文学史的基础课，完全有可能用以前的讲义。在这批讲义中，还夹有一篇研究《金瓶梅》的论文，用方格稿纸誊写，与讲义明显不同。这批讲义，多数章节已经整理成论文发表，笔者仔细对照过《红楼梦》专题课讲义与《论贾宝玉典型形象》一文，虽然讲义列了十个专题，只有两个专题写得比较详尽，其他专题只有一些提纲，最详尽的一个专题《〈红楼梦〉主要中心人物贾宝玉的典型形象》与论文内容基本相同。也有论文写于讲义之前，如《〈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一文发表于1954年，至少是写于现存讲义之前。还有一些讲义没有整理成论文发表，最重要的要数《聊斋志异》专题课的讲义。论《金瓶梅》的论文很可能是根据讲义整理而成，生前没有发表。笔者谨对这些重要的手稿作简要介绍和评述，在此基础上，对吴组缃的古代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成就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
《论〈金瓶梅〉》是吴组缃已经定稿没有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用16开对折600字红色方格稿纸誊写，誊清后又有修改，共26页，一万五千多字。稿纸下方印有“京电65.11”字样，应为稿纸印刷单位的简称和印刷时间，“京电”是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的简称，吴组缃另一篇讲稿所用的400字稿纸，下方就印有“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印刷65.1”。如果这一判断无误的话，吴先生的这篇论文写于1965年底或1966年初，这就不难理解这篇论文定稿后没有发表的原因，因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术刊物不能发表研究《金瓶梅》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吴组缃首先论述了《金瓶梅》在章回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提出了两个第一：《金瓶梅》的出现，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上是一桩应该重视的大事，因为它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会日常生活，描写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腐败的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作品。《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并不是吴组缃的发现，但吴组缃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作者的一种假设：“当时山东有不少通俗文艺作家，如散曲作家冯惟敏（1511？—1580？）、戏曲作家李开先（1501—1568）等，设想像冯惟敏这样的文人是《金瓶梅》的作者是有可能的。”第二个第一，则是吴组缃的创见。此前，吴晗曾提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郑振铎认为：“她（指《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文学》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吴组缃明确指出了《金瓶梅》是第一部用家庭日常生活的题材揭露黑暗腐败的社会与政治的作品，无疑比前人抓得更加准确。论文紧接着用大量的篇幅对《金瓶梅》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吴组缃说：《金瓶梅》是一部揭露明中叶后社会政治黑暗与腐败的书。从众多等色的平凡市井人物日常生活活动的深入细致的描写刻画中，提出了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面临转变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症结问题，亦即有关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所以停滞不进或发展迟缓的主要问题。从这个意义说，它是比《红楼梦》早一个半世纪、明中叶后当时的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绝不能仅把它看做一部“淫书”或“秽书”。通过分析典型形象来探讨小说的思想意义，是吴组缃研究古代小说的常用方法。吴组缃认为，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怎样认识作者给我们塑造的西门庆这一个典型人物，是理解此书主题思想的要害问题。”论文对西门庆是这样定性的：“西门庆是个官僚、富商又兼地主的封建统治代表人物。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在许多地区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濒于腐朽没落，因而力图垂死挣扎时期的特种产物。”这种市侩“利用可能有的特权以及一切不法手段谋取眼前实利暴利”，“财富集中在这种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势力手里，绝对不会成为有利于发展经济裨益民生的生产性资本；恰恰相反，它只会助长他们所掌握的封建特权，更加疯狂地干坏事，破坏工农业生产，打击正当的商业经营。”这些财富，“最显眼的还是消耗在他们奢侈和糜烂的生活享用上面。”“在这个腐朽反动的封建势力统治下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境遇极为悲惨的被压迫者。”吴组缃用大量的明代史料与小说情节对照，在论述西门庆利用不法手段与特权谋取财富时，便引述了严世藩所列举的当时全国积赀五十万的十七家富豪、积赀一百万的五家富豪的名单，这二十二家，“除七家看来是商人，其他十五家都是王室、贵族、太监、大官和土司。”在论述西门庆的奢靡享乐时，引述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的记载，“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某家请一客，“肴品计百余样”，又某家请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人，每客皆金台盘一付，是双螭虎大金杯，每付约有十五六两。”这些史料充分证明《金瓶梅》所描述的人物与情节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于是吴组缃得出结论：全书暴露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面临变革之际具有重大意义的症结问题，亦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即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官僚、地主同市侩结为三位一体，形成极端腐朽反动的统治势力，紧紧压在城乡人民头上，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掠夺社会财富，吸尽人民膏血，摧残农、工、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从而穷奢极欲，腐蚀人心，严重桎梏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论文最后考察了作者创作《金瓶梅》的根本立场与态度。吴组缃认为：“书中的描写，在读者的眼前只见一片令人窒息的如磐夜气和森严的黑暗；虽然在被压迫层中也算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反抗，从侧面也透露了一点似有若无的斗争，但总的看来，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简直看不到任何与黑暗统治相对峙的积极因素和有希望的力量。”作者为什么这样处理？“原来作者暴露现实黑暗，并非从变革的要求出发，或向往什么新的前景，而只是要拿西门庆作个反面典型，对封建统治阶级提出警告。”从这篇论文所提出和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来看，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原到它所写作的时代，无疑是“文革”以前少有的几篇精彩论文之一。
三
吴组缃生前曾多次讲授《聊斋志异》专题课，逝世之后，他的学生撰写纪念文章，好几位提到吴组缃当年讲《聊斋志异》的风采。北京大学中文系54级学生张奡羿在《难忘的专题课——纪念吴组缃先生》一文中专门回忆了吴组缃讲《聊斋志异》专题课的情境：我们54级汉语文专业的同学读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好点儿：系（中文）里开始设置专业专题课。专题课《文心雕龙》《红楼梦》《聊斋志异》《鲁迅》等都由校内外名家，如何其芳、吴组缃、陈涌等先生讲授，很受同学们欢迎，但我印象最为鲜明深刻的却是吴组缃教授开设的《聊斋志异》专题课。
他对《聊斋志异》版本考订之精当，对蒲松龄家世和交游考证之周详，对蒲松龄思想脉络分析之透彻，对《聊斋志异》思想艺术、历史地位评价之独具卓识，对国内外出版研究《聊斋志异》状况之熟悉，真是令人叫绝。张奡羿《难忘的专题课——纪念吴组缃先生》，《吴组缃先生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4页。笔者发现的吴组缃讲《聊斋志异》专题课的讲义，可以证实这些回忆所言不虚。讲义题为《〈聊斋志异〉讲稿》（下文简称《讲稿》），题后注明时间：“1957.9.25”，应该是首次备课时间。在讲义开头有一节关于课程的说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向未讲过此课，对此课准备得也不够充分，谈不到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更不明白同学们的阅读情况，这就需要好好地计划与斟酌，并要求同学们随时的帮助。”说明这是吴组缃为第一次讲《聊斋志异》专题课所写的讲义，时间是1957年秋季。该讲义用活页纸正反两面书写，共29张，作者用红蜡笔按张标注了序号，实际共58页，每页39行，每行40多字，大约9万多字。最后一页明显没有结束，说明讲义后面可能有遗失。《讲稿》共有五部分：（一）绪言。（二）《聊斋志异》故事（题材）的来源。（三）蒲松龄的生平及思想。（四）选读示例。（五）《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与艺术描写。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就《讲稿》中最精彩的内容——关于蒲松龄人生际遇与其思想和创作关系的论述，关于《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创新的解读，作简要评述。
《蒲松龄的生平及思想》是这本讲义中最有理论深度的一章。在蒲松龄的生平研究中，贡献最大的要数胡适与路大荒。胡适在《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一文中《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根据蒲松龄的《降辰哭母》诗和《述刘氏行实》文考证出蒲松龄出生于康熙十三年，享年七十六岁，订正了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所载“享年八十有六”的错误。路大荒广泛搜集蒲松龄的著作，编辑出版了《聊斋全集》，并编撰了《柳泉蒲先生年谱》载路大荒、赵苕狂编《聊斋全集》卷首，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对蒲松龄一生主要事迹与交游作了考述，对部分诗文作了编年。关于蒲松龄的思想的研究，学界起步较晚，在1957年以前，比较集中的话题是讨论蒲松龄是否具有民族思想，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是否具有人民性。吴组缃对前人研究蒲松龄的论著非常熟悉，关于蒲松龄的生卒年，《讲稿》采用了胡适的观点。对蒲松龄生平的叙述，也参考了路大荒的《柳泉蒲先生年谱》。对学界关于蒲松龄思想的讨论，吴组缃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不赞成蒲松龄有民族思想的观点，他说：这时正是明末清初之际，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没有安顿下来，又加上如火如荼的民族矛盾，农民起义此仆彼起，反抗清朝刚建立的政权，而地主阶级却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甘愿做满清统治者的顺民，对农民起义加以血腥的镇压。所谓民族矛盾，实质上也是阶级矛盾。对于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和外族统治者，其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蒲家此时正是上升的地主，对农民的造反，更为仇视，更为敏感。决不因为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放弃与农民敌对的立场。吴组缃肯定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的思想具有人民性，“由于他的热衷功名，想往上爬，他的思想有极其庸俗的一面；由于他始终功名困顿，始终身处贫贱，一生过着冷淡生活，因此他的思想同时又有颇为光辉的一面。这光辉的一面，就是他的内心与人民百姓紧密连接在一起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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