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今年年初从书讯中得知《主角》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书店还买不到。在一次闲聊中，一位好朋友，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当红大花脸、国家一级演员曹普超得知我对陈彦的敬重和对其作品的厚爱，于是他从网上购得，并请陈彦签名后于4月7日送到我的手中。当我认真读完这部近80万字，分上、下两册装订的长篇巨著，恰巧5月8日中国作协创研部、作家出版社就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现实题材作品系列研讨之陈彦长篇小说《主角》研讨会”。研讨会上，众多文学评论大家均给予《主角》的思想性、艺术性很高评价。7月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又出版了《主角》的精装本，我“近水楼台”，又“先睹为快”，再次重温该著，作为“圈外人”的“小人物”，不敢重复前述专家权威的高论，只想谈点个人的些微感受。
关注普通群众，为“小人物”立传
为“小人物”立传是陈彦一如既往的创作情怀。陈彦是现实题材剧作家、小说家。应该说，关怀底层人群，为“小人物”立传一直是他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自然也是他道德崇尚和情感倾向的显著特点，无论剧作还是小说都是如此。眉户现代戏《留下真情》赞颂了一位创业有成、爱情不顺的女企业主刘姐；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则褒扬一位放弃自己读大学的机会而侍奉残父、提携弟妹成才，最终撑起了一个城市小家庭免遭坍塌，主人公最终又经过自学成才拿到了文凭，还办起了社区养老院的乔雪梅；秦腔《大树西迁》主要再现了从西安交大西迁到改革开放后在人才培养、学术积淀上都堪称“双一流”的世界名校孟冰茜教授一家三代奉献大西北的报国情怀；秦腔《西京故事》塑造了一位山区小学教师罗天福退休后到西京城靠打千层饼而供奉一双儿女完成大学学业的故事。小说《西京故事》是对同名剧作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装台》的主人公顺子更是一名幕后得不能再幕后的装台工；《主角》却围绕着一个名叫忆秦娥的秦腔演员展开，描写主人公从11岁拜师学艺到51岁功成名就的生命历程和舞台生涯。《主角》主人公的名称也经历了从易招弟到易青娥再到忆秦娥的两次更易。
从陈彦的这些代表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关注小人物一直是他创作的特点和亮点。而《主角》除了对主人公忆秦娥的精雕细刻外，还有对胡三元、胡彩香、米兰、单团长、楚嘉禾、封潇潇等一批中心人物较详细的描写，更涉及二三百号之众的各色人物，既有对“忠孝仁义”四位各有绝活的老艺人的大书特书，也有对大厨二厨的点睛之笔。总之，通过对这些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的精细描写，再明显不过地看出作者的情感寄托和倾向所在，即始终关注下层人群。如果说，陈忠实先生在《坚挺的表白》序言中说的他的情感倾向，还指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物的话，那么，从他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来说，二者的情感倾向是统一的、一致的。
用小故事演绎社会大变革
同以往的剧作、小说一样，《主角》虽讲述的是忆秦娥40年艰辛而曲折的艺术生涯，但通读小说，除了该著自身的文化价值、叙事方式、艺术养分等诸多成就外，我觉得该著的另一贡献就是艺术地演绎、再现了40年来我们的社会变迁和观念变化。换句话，该著也是我们40年改革开放史的文学映照。该著上部第一章的末尾运用倒叙方式引用小说人物之剧作家秦八娃多年后写给秦腔名伶忆秦娥的文章中三个小自然段的文字，交代了主人公出场的时间是改革开放的前夜“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那时她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上路的……”一双白回力鞋，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时代感之强，是显而易见的。再后来粉碎“四人帮”，“1978年农历六月初六”“晒戏箱”，接着排《杨排风》《白蛇传》，第41章的“朱五条”，以至于后来有些演员下海、盗贩音响……等等。总之，从忆秦娥走出大山，到了公社歇息一夜，再到县城宁州剧团、最后到了省秦腔剧团，无论她所承受的酸甜苦辣还是所享受的大红大紫，都映衬着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印痕和社会变迁。无论是忆秦娥自己，还是宁州剧团抑或省秦腔剧团，都是随着社会变迁的节拍而前进、发展的。剧中的诸多人物也按照各自的走向，走到了自己的逻辑归宿。我想，稍有历史知识的人，读完小说《主角》，既能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也能从中汲取历史的启迪，尤其是社会变迁史的启迪。
小说除其艺术性、文学价值外，自有其社会教育功能，而社会教育功能还在它的思想性、时代强音和经典话语上。同样，每个时代必然有每个时代的时代强音，而这些经典话语总能给人以鼓舞，促人奋进。苏联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段经典名言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段经典名言曾影响和教育过几代中国人，许多人把它记入笔记本、挂在床头、贴在墙上，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在中国社会大变迁、大转型的今天，有些人一时迷失了方向，而《主角》给人以深刻的警示则在于该著下部的第38章，作者通过秦八娃给忆秦娥的一段忠告:“记住:能享受多大的赞美，就要能经受多大的诋毁。同样，能经受住多大的诋毁，你也就能享受多大的赞美。你要风里能来得；雨里能去得；眼里能揉沙子；心上能插刀子。才能把事干大、干成器了。”我以为，这恐怕是在改革大潮中要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最质朴最辩证的至理名言。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和手法
《主角》是以忆秦娥的艺术生涯为主线，以秦腔剧团为场域展开故事叙述的，必然涉及秦腔剧种的剧目、行当、角色和许多专业术语，如“卧鱼”“拿大顶”等。因为陈彦本身是剧作家，曾担任25年专业编剧，他又长期从事剧团的行政管理，有十几年的团长、院长管理经验。所以《主角》的故事推进，情节起伏、细节描写，以及剧情介绍和行当的专业术语之运用，等，做到了信手拈来，游刃有余，使得作品的戏剧知识信息量极大，而且在叙事过程中给读者以行云流水、畅快淋漓之感。即使不怎么懂戏曲的读者，相信读了《主角》，戏剧知识都会大增。《主角》在人物塑造的细节刻画和方言俚语的运用上也极其老到，前者如对忆秦娥每每取得骄人成绩受到赞扬时，她总是习惯性动作，用右手背捂着嘴巴轻轻一笑，直到主人公由烧火丫头变成秦腔名伶，这一习惯性动作始终未改。
近年来，陈彦为什么能连续产出三部小说?《主角》一出版，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好的效应?除了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域风情、行业印痕外，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作者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理解得最透彻，坚持得最好。
关于对文艺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和手法，陈彦也是做得很好的。为创作《西京故事》，他不仅深入西安南郊的劳务市场，观察体验生活，而且到农民工居住的集中地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由于他的材料占有得太丰富，舞台上两个半小时的剧作演出远远容纳不下，于是就有了随后50万字《西京故事》小说的问世。而他的生活环境就在戏剧院团之中，写《装台》和《主角》也就轻松自然，水到渠成，再次验证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之铁的定律。
我第一遍读《主角》时，曾拿省、市各院团的当红旦角演员一个一个对号入座，觉得都像又都不是，就特地给作者打电话，问:“你这个忆秦娥的原型到底是谁?”电话那边的陈彦哈哈一笑，回答说:“好陈老师呢，这咋敢有原型?如果真有原型，岂不告翻天了!”想想也是。我还在想“都像又都不是”，不正是他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原则的生动体现吗?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主角》这部作者当下的巅峰之作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是充满更大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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